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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振兴

乡村规划师,如何点亮乡土?

乡村规划师,如何点亮乡土?

深圳市红色文化教育 2022-03-24 11:07


深圳红教小编按“陪伴式”乡村规划,能够做出接地气的方案,能够及时纠正实施中的错误和偏差。

乡村振兴呼唤更多规划师。探索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,将专业规划人才导流到乡村,正在多地陆续开花。
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,规划作为一门专业学科以有形的理论体现在城市发展中,但却是以无形的意识和理念蕴含于乡村建设实践之中。从规划角度讲,“就城市论城市、就乡村论乡村”的相互独立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2007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颁布,确立了村庄规划的法律地位,开始打破城乡各自为政的局面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,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,着力在城乡规划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。由此,规划学科研究方向也从城市维度转向城乡维度,农村地区的规划工作开始得到广泛重视。

2019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,明确村庄规划是“五级三类”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“详细规划”,村庄规划从而有了全新的技术管理要求。

那么,村庄规划如何能接地气、如何实现乡村既美又富、如何破解乡村规划人才缺乏难题?

乡村规划需要“陪伴式”“在地式”

一路小跑,进站、验票、上车……终于赶上了周五晚八点台州回上海的高铁。这趟370多公里、耗时近4个小时的行程,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一跑就是近十年,往返200多次,检票口在哪、几点几分关门发车早已烂熟于心。

2013年,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黄岩区开展校地合作。那是杨贵庆第一次到黄岩,便在当地待了1个月时间。刚开始,杨贵庆并没有急着做规划,更多的是设计调查问卷,挨家挨户深入一线调研。“您家日常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”“冬天您家主要的取暖方式”“是否想使用热水器”“日常一般去哪里上厕所”等,共计53个问题呈现在村民面前。

乡村不同于城市,在用地政策、生活方式、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等方面,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。规划人才在学校所接受的理论知识,更多偏向于城市。由于远离乡村,规划专业人员去做乡村规划,很容易出现“水土不服”的情形。在杨贵庆看来,乡村就是图纸,如何做乡村规划,第一件事就是要到乡村去,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,做出相应的规划方案。

在做乌岩头村规划方案时,要改出一条景观路,杨贵庆在设计路线经过一户人家时,却犯了难。户主陈大娘已经70岁,因为观光路线的入口要占用她家部分宅基地,陈大娘坚决不同意观光路线方案,无奈杨贵庆只能修改方案绕开陈大娘家。但最后入口小广场修好后,看到这么美的场景,陈大娘立刻就后悔了,想要再纳入规划里。

“尽管理论上讲,乡村规划应该更多地发动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,以村民为编制主体,规划师起到技术支撑的作用。但是,目前国内很多地方的乡村实际情况却难以实现,村民的专业性有局限,对于村庄规划理解不够,很容易推进不下去,所以还是得以规划师为主编制乡村规划,那么规划师对乡村情况的调查和了解就十分重要。”杨贵庆说。

沙滩村村民的详细需求杨贵庆早已谙熟于心,哪间房屋是谁的、房屋面积多大、村民生活状态如何等情况都在他的脑海中。修缮房屋时要注意什么,能否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,成为规划时的重中之重。

“做规划时,一定要把农民的利益绑定进来,让农民感觉这是自己的事情,这是影响到未来生活状态的事情,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参与性和积极性。”杨贵庆说。

每次杨贵庆出行,都背着一个白色布袋包,里边尺子、水笔、铅笔、白纸等工具一应俱全,随时可以用来画图,实地指导施工队精准施工。有一次,在村里调研走访时,杨贵庆在向农民介绍规划内容时,村民不明白,他立刻从布袋包里掏出笔和纸,画了出来。

沙滩村老街一共41户村民,杨贵庆发现村民上厕所还是室外简棚旱厕。脏污的旱厕导致走在村子里都能闻到一股酸臭味,十分不利于村庄发展与村民生活。杨贵庆团队在规划修缮房屋时,将改厕计划纳入规划中,修造了一座像样的冲水公共厕所,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如厕问题。

刚开始杨贵庆来村里调研时,沙滩村村民并不认为城里来的教授能为沙滩村带来什么改变。“我们也看不懂什么规划图,当时就想着把自己的旧房子拆了,能给我们换上新房住就行。”村主任黄志洪回忆说,“不过现在看来,还好没有拆掉旧房子,要不然也不会形成古村特色吸引那么多游客了。”

前期规划配合后续建设指导是杨贵庆团队“陪伴式”规划的工作方法。沙滩村的规划编制工作在2014年就结束了,但这并不意味着杨贵庆团队的规划工作也结束了。他仍然每两周去一次沙滩村,此后7年时间内累计前往沙滩村120余次。除现场指导外,为实时跟踪施工情况,他还组建了村庄规划“三级书记”微信工作群,方便实时指导,及时反馈。

“对于陪伴式的规划来说,时间成本非常重要。如果距离太远,时间成本就很高。”虽然这么说,但杨贵庆也给出了他的建议,“可以跟邻近的高校结对子,进行在地化指导,更为高效。”

做乡村规划,不只是为建造而设计

去年,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的各景区、农家乐、民宿累计游客流量达50万人次。

在“陪伴式”规划沙滩村的过程中,杨贵庆团队指导修缮了所有村庄闲置公共设施,帮助村民修造自家房屋“出点子”,新建了社戏广场、擦亮了有800多年历史的太尉殿、恢复了“柔川书院”讲堂培训功能,经过近十年的不断发展,过去衰败的沙滩村现在已经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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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黄岩区,同济大学参与创建美丽乡村,村民的口袋越来越鼓。在贵州省晴隆县的脱贫攻坚中,通过做好产业规划,同济大学多学科共同支持规划落地,带动晴隆县摆脱贫困迈向乡村振兴。

“脱贫任务已迫在眉睫,茯苓属于菌类作物,当年就能产生效益。”

时间回到2020年3月。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定点帮扶贵州省晴隆县,“在地式”帮扶专家倪亦南教授在调研编制产业规划过程中,发现茯苓产业在当地的优势,选择以坡荣村为产业规划的落地点。

“坡荣村地处云贵高原,海拔在1300—1500米之间,高差200米,并且年均日照1400小时左右,常年温度14摄氏度,年总降水量1500—1650毫米之间,无霜期320天,气候特别适合中草药茯苓的生长。”倪亦南细数着当地的自然条件。

在调阅坡荣村“多规合一”空间规划图、确定土地性质及用地红线之后,规划团队最终确定坡荣村东北边的左家大坡约600亩土地可以种植茯苓。

“与理论相比,乡村规划实践时情况要复杂得多,即使在农村规划种植或养殖,也并不是任何地块都可以用。我们在做规划时要跟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林业等多个部门持续沟通,好在各地逐步实行‘多规合一’改革后,所有红线都在一张图上,哪里能做、哪里不能做,一目了然。”帮扶团队成员傅晋介绍。

地块位置确定了,但600亩土地经营权却分散在20多位村民手中。尽管那片地一直处于荒废状态,但村民愿不愿意拿出来种植茯苓,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问题。此外,谁来种、钱哪来,种出后卖给谁都是产业规划落地面临的核心问题。

互动讨论、运作引荐、技术指导,问题一个个被解决。以每亩地每年1000元的价格流转到专门组建的项目公司,并招聘当地农户来基地工作;引进贵州森米本草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经营茯苓项目;同济大学农业专家有着成熟的茯苓种植技术……

然而,新的问题再次出现了。如遇下雨,种植地块的土路无法满足运输条件。对此,同济大学交通设计团队提出了简便易行的方法,按照区域内已经存在的土路走向,进行半硬化施工,并根据行车需求稍微拓宽路面,以满足生产运输的基本条件。经过多次的步行丈量,傅晋靠着双腿“走”出了一条10公里长的坡荣村乡村公路路线图。

经过倪亦南团队的精心规划,茯苓产业项目终于顺利实施,晴隆县也在当年11月成功脱贫摘帽。在坡荣村这个项目上,村里农户获得土地流转金60万元,劳动力通过在基地务工实现收入150万元,脱贫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,帮助本村及周边村300户脱贫户实现稳定脱贫。经过两年的发展,晴隆县茯苓产业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2000亩,去年总营收近2000万元。

在云南省云龙县,同济大学采取的同样是“规划引领、多学科支持”的模式。“做乡村规划,不只是为建造而设计,更多的是,通过对农村土地、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利用,最终实现乡村产业、经济、环境、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振兴。”回顾参与乡村规划的经历,倪亦南感慨地说,“只有规划、建筑、环境及设计创意等多学科团队协同推进,才能更好地发挥多学科优势,实现交叉聚合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。”

一村一方案,要打好乡土文化特色牌

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数据表明,新冠肺炎疫情之前2019年,中国乡村游客规模达到30.9亿人次,较往年保持年均10%的增长。疫情发生的2020—2021年,乡村游客规模也达到14.1亿人次。在乡村旅游的主要内容里,文化体验占比54.7%,说明乡村文化内涵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内容。

黄岩沙滩老街保留了石板路。“做这些规划的时候,我脑子里就有这样的场景,城市里来的小孩光着脚丫在石板路上自由奔跑,在路边的溪水里嬉戏……”在杨贵庆脑海里浮现的这一切,如今已经真实地发生在沙滩老街上。

都说走过沙滩老街,犹如穿越了千年的历史,体味到古村落的传统文化。在沙滩村老街的中间,有一座几十年前的旧粮站,原本为当地村民加工粮食使用,后来废弃掉了。杨贵庆调研中发现,旧粮站的房屋有着人民公社时期的建筑风貌,修缮改造之后可以做成民宿,为后续沙滩村发展旅游产业打下设施基础。通过引入世界生态低碳的建筑方案,将旧粮站打造成精品民宿,摇身一变成为现如今的网红民宿——“粮宿”。

在“粮宿”内,来自北京的旅游博主奉女士,已经在这里入住了四天。“这儿的古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,望着周边不高的山,可以听到小溪的流水声,整个村子环境干净,氛围又很恬静,特别喜欢这里的生活,而且原汁原味的老房子,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爷爷家玩耍的童年回忆。”

用了近五年时间,奉女士走过国内外近300个村落。作为一名游客,她认为,最吸引她的都是极具当地文化特色的村庄,给她印象最深刻的有充满海南黎族风情的槟榔谷村落、四川康巴地区藏族风情村庄、山东青岛沿海的渔村、吉林延边朝鲜族村庄等等,它们无一例外地拥有着当地独特的文化色彩。

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历史,历史沉淀下来的便是文化。

“历史有记载可直接引用,历史若无记载则可编撰发挥。”走进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小河湾村,村里十步一景点,五步一故事,在做规划时用上了村里的每一寸草每一寸木。

2014年,小河湾村村主任上任后,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发展乡村旅游,但无奈当时没有资金支持,村主任召集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,在纸上把规划方案一笔一画地画了出来。为吸引游客来,将后山的一个破旧山洞,引述出当年吴三桂和陈圆圆在村里的一段故事;为吸引青年男女游客,以爱情为素材,将村河道旁的一棵外形两根树干盘旋状的百年大树,命名为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树”,然后在树前的平地上,种上一片玫瑰花海;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,就将房子外立面安装上物美价廉的木质藤条作为装点......

就这样,一个地处深山的普通山村,在没有专家团队的支持、没有规划设计专业的支撑下,靠着村“两委”以及村民自己的智慧,把小河湾村打造成一个“见证爱情”主题的“网红村”。今年过年期间,小河湾村日均游客量达到近8000人。

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说,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,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,善于总结基层的实践经验,不断完善顶层设计。

深圳红教觉得唯有因村制宜、挖掘差异、建出特色,才能让乡村面貌别有风情,才能在吸引大流量城市人口观光消费居住的同时,加速城乡融合发展,让村民增收致富。

探索乡村规划师制度,破解人才之困

“每个地区都有高校,高校里大多有规划专业,可以采取就近校地合作、在地式规划的方式,学校出技术,地方出村庄,双方合作共建,解决实用性的村庄规划空白的问题。”杨贵庆说。

2012年,为培养更多乡村规划人才,同济大学率先在国内开设“乡村规划设计实践”课程,连续三年结合教学成果编写教学参考书,并正式开设了乡村规划原理课程,组织编写第一部面向大学生的《乡村规划原理》教材。

2018年2月6日,杨贵庆促成成立了全国首家“同济·黄岩乡村振兴学院”,建立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、实践指导及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学习教育平台。学院的两个校区直接落户在沙滩村和乌岩头村,11名同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和21名“乡土专家”组成的教学团队,已吸引全国31个省份近2万名前来考察、培训的学员。

早在2010年,四川省成都市开始向全市乡镇派驻专业规划师,组织编制村庄规划。11年来,成都市累计招募十批乡村规划师共520余人次,乡村规划师参与灾后重建、易地扶贫搬迁、土地整理等聚居点建设项目783个,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217个,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镇村规划成果。

几年前的成都市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还很破败,沿着山腰的单向水泥路、零散分布的红砖黑瓦破旧房屋,产值低下的传统农业,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。2014年,还被定为省级贫困村。

三年前,刚进入乡村规划师队伍的曾文婷被派往平泉街道,简阳市将荷桥村作为市里重点规划提升对象。曾文婷从国内重点大学规划专业毕业后在西南设计研究院工作,后来看到成都市招募乡村规划师的通知,便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乡村规划师队伍中。“看着荷桥村精品林盘的完工,想想这是自己的成果,确实让我很有成就感。”曾文婷说。

荷桥村第一书记邓勇之前就想给村里做规划,但缺乏专业支持,一来没有资金请规划公司,二来就算做出规划也没有资金建设,所以专业规划一直停留在想法阶段。但是自从镇里来了乡村规划师后,便有了专业支持,想法成为现实。

“用专业人做专业事。”成都市城乡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张佳认为,乡村规划工作相对城市还比较空白,主要体现在农村规划人才不足、编制水平不高、规划和建设脱节等,十多年来成都探索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,将专业规划人才导流到乡村,形成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。

乡村规划的难点痛点,乡镇党委政府最有感受。“由于村民居住分散,乱搭乱建、超标准建房这些都是传统难题,最关键的是各种乡村新业态项目、新村项目的实施落地,需要大量的规划和落地工作,乡村规划师凭借其专业知识,成了乡镇党委政府的得力参谋,能跟第三方进行有效沟通,确保规划不只是‘图上画画’,而是适宜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有效科学安排。”崇州市白头镇党委书记李铭剑说。

为了让村庄更美好,不少乡村规划师都有自己的专业坚持。崇州市乡村规划师裴辉为了村口的一棵大树不被砍,多番协调,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;乡村规划师曹云华曾因为新村房屋户型不符合村民生活习惯,和规划设计单位反复沟通,最后形成修改意见,得到村民的认可。

据了解,目前成都市建立“市级归口、属地管理、市县联动”的管理机制,市局下设乡村处作为全市乡村规划工作的牵头部门,乡村政府负责对乡村规划师工作效率、质量、廉政等日常事务的管理,区(市、县)政府负责乡村规划师的统筹管理。

“我们还在持续探索完善乡村规划师制度,为确保‘招得好、用得好、激励好、培育好’,去年先是上调年薪到15万元,并且通过社会招聘途径任职的乡村规划师,连续两年考核优秀且符合招考岗位条件的,相关区(市县)事业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,应在乡村规划师队伍中有一定名额的定向招聘。”张佳说。

“通过选派挂职途径任职的乡村规划师,连续两年考核优秀且符合选拔任用条件的,在挂职期满1年内,原单位根据工作需要,可实行提名推荐,经本人同意,根据区(市县)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相关乡镇领导班子建设需要,选拔担任相应职务。并将表现优秀的乡村规划师推荐担任高校教师、乡村振兴学院讲师和青年委员。此外,成都市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笔乡村规划专项资金,用于乡村规划师招募、年薪、培训费用等。”

截至目前,成都市共发放乡村规划专项资金约1.6亿元,同时吸纳了近3亿元的社会资金投入。张佳预计,“今年乡村规划师岗位离职率会大幅下降,未来会形成可持续性职业发展路径。”

在广东省广州市,规划部门已聘请163名规划师入驻各城乡社区,集合规划、建筑、景观、照明等专业人才,实现城乡全覆盖推广。